生育率的政治經濟學 - 范雲
2002.10.20 中國時報
生育率的政治經濟學
◎范雲
台灣人口生育率跌落至最低點的訊息,近來各界討論不斷,政府及民間各界也紛紛
提出不同的歸因及解決方案。筆者以為,在掌管人口大計的官員與專家,忙著訂出
在短期內促進生育率的新政策誘因時,不妨花些時間探究低生育率背後的長期結構
性因素。
作者認為,生育率的低落不起絕對不是台灣這個社會獨有的現象。在許多工業先進
國家裡,低生育率是許多政府官員苦苦尋找原因與對策的國家大事。北歐的幾個國
家是最早面對這個問題的,早在一九七零年代,其出生率便開始低於死亡率。一九
八零年代,OECD國的各個政府也開始煩惱著這個低出生率的問題。
每個國家的解決對策或許不同,但是幾番研究後,解釋這個現象發生的原因都很接
近。唯一能夠清楚解釋出生率下降的主因其實就是婦女的大量進入就業市場。學者
們發現,生育率下降的曲線剛好和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增加曲線,成了一個完美的
X雙曲線。也就是說,當愈來愈多女性進入就業市場,就有愈來越少的嬰兒出生。
為什麼呢?這難道是個偶然的巧合?
經濟學者說這是因為現代社會裡養育子女的機會成本增加。但是,新的研究則呈現
不同的故事,低於現存人口正常替代率的低生育率不必然是現代社會的表徵,它或
許是個社會內部不滿的指標。在工作與生育之間對應的機會成本最高的高教育女性
群體,也是生育率下降得最多的群體。
很多人或許會說,這是一種個人的選擇。的確,單身、無子皆是一種人生選擇。只
是有趣的是,單身與無子的大多是女性,特別是高教育的職場女性。我們要問的是
,這個社會的制度有沒有提供不同選擇的可能性?為何女人總是被迫要在家庭與工
作之間辛苦地掙扎作選擇?
作者介紹說,一個針對美國、瑞典、德國與日本四個國家生育率比較研究發現,瑞
典是目前唯一一個享有女性的高勞動參與率以及高生育率的國家。許多日本與美國
的女性選擇(或被迫/被迫決定選擇)離開職場;德國在擁有女性的高勞動參與率
的同時,卻也面對著低生育率的威脅。那麼,到底是哪些因素讓瑞典能同時保持女
性的高勞動參與率又能同時擁有女性的高生育率?
瑞典在六零年代末期的經濟成長中,需要大量的女性勞動力時,便同時採取了一些
對女性相當友善的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其政府在七零年代與八零年代時主動介
入托育,大量設置優質平價的日間托育中心。除此之外,並在一九七四年引入育嬰
保險,補貼支付因育嬰假而離開職場的父母親。之後,並立法通過家中有八歲以下
幼兒的父母親得以將每日工作時數由八小時縮減為六小時。但是,瑞典的女性仍然
不滿意。
作者最後質問,當我們的社會中的政府與企業只重視經濟的生產,卻將整個社會
「再生產」的成本與代價丟給每個家庭、每個個人(特別是女人)各自吸收承擔時
,女人的子宮悄悄地集體罷工;台灣社會,到底應責難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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