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 同志空間：紅樓劇場周邊同志聚落研究

看板gay (男同性戀)作者yclou (2008：寬慰與約束)時間18年前 (2008/01/30 02:17)推噓16(16推 0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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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於學術需要，網路版本為不完整版，若有需要請來信索取。:) 〈同志空間：西門町紅樓劇場周邊同志商圈研究〉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羅毓嘉　　　　　　　　　　　　　　　　　　　　Ｄｒａｆｔ　ＯＮＬＹ／請勿引用、轉錄 ˙研究緣起 ˙概念脈絡　　「大體上而言，男女同志的集體經濟生活，仍屬未知。」　　　　　　　　　　　　　　　　　　　　　　　　　　──Escoffier 　　國內現有與同志文化有關之文獻，可略分為四類：一、情感與情慾，二、認同與社會心理，三、空間建構，四、其他（許智淵，民93：頁19）。而本研究以西門町紅樓地區的同志商店聚落為研究主體，學術位置應座落於認同／社會心理與空間建構之間；是以，本研究應包含三個主論題：認同與現身（come out of the closet註01）、互動行為與空間建構、以及消費註02。這三個議題，除緊緊扣連同志在紅樓劇場周邊地區的行為之外，亦成為本研究訪談、編碼、進而解讀同志與空間相互建構認同與行動的基準。　　既有論述中，個體的性別認同與各種持續不斷的性別化（gendered）社會行動策略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符號互動社會學者指出，社會學中所稱之「性別」非天生，而是在日常的社會互動中所互相調整、談判、妥協、學習而來，並透過社會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傳遞下去，並成為社會生活自然而然的一部分（i.e. Goffman 1977; Cahill 1989 etc.，轉引自Carrington 1999: 50），West與Zimmerman即有言如此：「一個人的性別絕非生而如此，基本而言，是他／她在與人的互動過程中持續地做（does註03），而展現出來的。（轉譯自 Carrington 1999: 51，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如同白先勇在其鉅作《孽子》當中所言，「在這個王國，我們沒有尊卑，沒有貴賤，不分老少，不分強弱。我們共同所擁有的，是一句句讓慾望焚煉得痛不可當的軀體，一顆顆寂寞得發瘋發狂的心。」無論男、女同志，雙性戀乃至於變性人，在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一向處在較弱勢的權力位階，該族群在社會裡頭是不可見（invisible）的，在強大無所不在的異性戀霸權之下，性別弱勢族群只好過著雙重生活──有人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一個，或者拿面具與謊言度日，可是，要到哪裡去找另一個活生生的同志呢？異性戀文化的盲點在於，掌握社會主流權力位置的人，始終不必為自己命名，好比我們有女作家、女記者、女詩人，但作家、記者與詩人反正就是男人；男人從來不必稱呼自己是男人，因為男人就是人，而所有的社會空間，實際上就是異性戀男人的空間（阮慶岳，民87：頁14-16）。　　而空間和社會的關係是這樣的，論者有言：「要解釋為何事情發生，得先了解為何事情在那兒發生。（Sack 1980: 70。轉譯自Spain 1992: 5，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當空間與族群的「命名」權力都被「他人」所掌握，同志的名字是同志，被從異性戀社會中分割出來，同性戀的空間與所謂的「女性空間」一樣，是不存在的。實體的公共建築設計既確立了空間的使用方式，而此間誕出的抽象道德規範、論域、語言、乃至於性笑話，皆無不在宣告這是個（男）異性戀的世界（Spain 1992: 5-10），同志的公共場域生活，因此必須模擬異性戀模式，遵循固定的規範與誡訓，被同質／直註04化。　　即使，同志似已毋需再草木皆兵地害怕壓迫，但在性別社會化的價值結構之下，同志大多數時間仍須「扮演」不同於真我的角色身分與認同；且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早有論者指出，帶有較高開放性的空間，將使人（特別是男性）心理上產生焦慮與不安全感，及與之伴生「將之征服的慾望」，唯有鞏固空間的社會疆界（social boundary）方能使行動者在社會劃分出的空間中，保有其文化的獨特性（Vianello & Caramazza 2005: 59）。在這種交互作用底下，性別空間，特別是對男同志空間而言，其所必須建構的重要社會心理意義，乃在提供個體庇護與隱匿的場所，得享有免於被闖入、侵犯的自由。　　承此觀點，在一個如同紅樓地區同志商圈般的消費空間當中，同志的「存在」讓店家必須思考如何提供安全註05──某程度上，較封閉的「排外空間」（exclusive space）開放一些，但又非真正的開放空間──的場域，讓同志得以拿下面具註06，展現真我身分的地方。也就是說，儘管都市文化具有高度匿名性，周遭來去的是陌生大眾，然而在一個向任意個體開放的消費空間裏，同志依然有可能因為消費空間本身具備的獨特調性而「曝光」──在此脈絡底下，消費空間中的同志，仍然可能擔憂將對匿名的、不特定的「路人」出櫃。　　出櫃／現身／曝光，在台灣的同志運動策略當中，是經常被討論的一環。在本研究當中，使用「出櫃」一辭，除了「出」的行動描述隱含了空間由裡到外的移動之外，「密櫃」的存在，表達了裡外之間疆界的隱喻，亦保持了同志心理上與主流社會一定程度的抽象距離（social distance）。另一方面，出櫃強調行為主體的能動性（agency），而相對而言，「曝光」則具有較高的被動性，通常與非自願、強迫／半強迫、不得不、突如其來等狀況相構連；至於就「現身」一辭而言，它具有身體政治學上的意涵，基本上指的是「具有『非正統』性／認同者向他人（擬）言說行動展現（或承認）自己的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身體及論述的展演」（趙彥寧，民90。轉引自邱珍瑤，民93 ：頁5），另一方面，國外亦有研究指出，「集體現身」在同志公共空間的打造過程中，確實是可行性較高的策略之一，由於在同志群集的開放空間裡，集體較個體有更高的能見度，同志的個人特色被吸納成為群體的「點」，個體乃是巨大群集（cluster）的元素（elements），被突顯出來的是次文化本身而非「人」，因此個體「現身」的曝光疑慮顯得較低（Clarke & Peel 2007: 11-14）。憑此而論，本研究進行的紅樓商圈乃是一相對公開的場域，無論「出櫃」或「現身」，在場域提供個人社會障蔽的狀況下，同志公共空間皆可能成為行為者在該場域中自由行動的良好掩護。　　又如畢恆達所言，「我們本來以為公共空間是一個去性或無性別的空間，可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重複表演與行為規範，卻發現公共空間其實是異性戀空間……同志空間本來應該是無所不在的，就像異性戀空間。但在現實異性戀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專屬於同性戀的空間，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讓同性戀不再覺得自己是怪異的，是孤獨的。」（畢恆達，民90：116-119）歷史上，同志的公共空間往往具有「因事件而短暫存在」的性質，可能是在暗巷、街角等地（如為人熟知的台北新公園與『黑街』常德街等），在同志的肉身接觸結束後，燈光打亮即消失不見，轉回而為「一般的公共空間」──它並沒有所謂「社會的公共空間」所具備的永久性、可辨識性、以及鼓勵人們進行社會性交往的特質（阮慶岳，民87：頁31）──也就是說，同志空間是被「同志的使用」所定義的，有論者認為，同志空間因此似乎可以跳脫出一般公共空間社會區劃的傾向（許智淵，民93：頁23-24）。然而，在這樣的論述裡頭，同志空間也因此而欠缺明確的定位，沒有立基，無從發展，遂似乎無從達成畢恆達所言「讓同性戀可以彼此看見、彼此現身」的目標。　　對一個受到歧視排擠的弱勢團體來說，無法得到社會平等對待，就促使該團體得以、也必須形塑出它特有的次文化，讓同志有認同的對象，與足供相濡以沫的自我文化。相對於上文所述的傳統同志空間──認同與身體空間──同志的次文化空間，則享有較為固定的地理位置，它體現了同志族群在社會性別文化當中的相對弱勢，從服飾品味到演藝名人的認同註07，到實體空間如三溫暖、酒吧、健身房，乃至西方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與芝加哥的同志社區等，皆意在「再劃分」進而建立同志的主體空間，也提供了同志以社會較邊緣文化位置與主流性別結構抗衡、區隔的屏障（阮慶岳，民87：頁3 2-33）。　　在空間社會學的論述當中，社會空間本身的脈絡與運作，絕非單單被「處地」（ location）所決定而固著不變的，社會除了形塑個體行為之外，也同時被個體的行為所改變（Spain 1992: 233）──對於同志文化而言，無論是身體空間、認同空間、乃至於生活與次文化空間，其脈絡皆強調男同志在空間中所屬的位置與層次。空間的運作，則顯示出同志的主體認同與該空間場域的意義與相關性。同志的主體認同與實踐，勾勒出空間的「意義」，並且與空間中的符號相互輝映、相互定義；也就是說，同志的主體性與空間、身分認同與場所之間的對應，會呈現出多元的組合風景。　　承接以上理論脈絡，研究者爬梳國內關於同志公共空間的文獻，首見由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與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學生合作的「新公園口述計畫」，保存了男同志在新公園為官方「標定」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前的生命／地景歷史，而有賴正哲的碩士學位論文《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提及新公園的同志地景，以年代與身份階層劃分公園的不同區塊，各自涇渭分明，以不同行為模式譜出一幅「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活力景象（賴正哲，民87），證實同志對於空間的「使用」有其特定目的（如緩解性慾、滿足交友需求、一般社交需求），會使得空間因為同志文化的存在而被定義為「同志空間」時，得以透過客體的符號流動（symbolic flow）顛覆其在政府建制之時所被賦予的「主流目的」，而形成次文化意義的再建制（ r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b-cultural meaning），這呼應了Gilles & Guattari 的理論（張小虹，民85：頁78-105），使用者透過對空間的滲透與使用，達成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目的。　　整體觀之，國內針對同志消費空間所做之文化研究眾多（如吳佳原，民87；殷寶寧，民89等，轉引自邱珍瑤，民93：頁10），亦不乏有援引消費理論與同志認同相結合之著作，論述同志在消費場域中，店家與同志如何將音樂、舞步等次文化符號共同轉化為可消費的「商品」，同時作為重要的象徵符號，完成認同建構與再確認的複雜過程。亦有論者主張，在後現代消費社會，認同的想像不再僵固（fixed），而是流動（floating ）的，唯有透過後現代部落（postmodern tribes）形式的不斷參與、消費，方能確立同志消費場域中，為族群共享的歷史記憶與象徵符號（趙士麃，民96：頁6-8）。　　另一方面，國內有論文以量化方式調查台灣地區同志消費傾向，歸納出關於同志消費市場結論中，有「台灣地區同志族群的可支配所得較非同志高」、「台灣地區同志族群比較重視生活品味」、「同志消費者的休閒活動常傾向旅行」、「台灣地區同志族群喜愛閱讀、音樂以及電影」等幾項（黃煦芬，民91），乍看之下台灣地區的同志，較之於異性戀者似享有較自由的閒暇生活與經濟支配能力，然而，類似的國外研究指出，即使男、女同志平均教育程度較高，然而可能因為性別傾向的歧視，而僅能享有較低的收入或社會經濟地位──（Badgett & Frank 2007: 70-73）特別是黃煦芬的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抽樣本身極可能造成統計結果的偏見註08，我們萬不能說同志表現出的消費能力與自由支配收入，可以樂觀地推論出「台灣地區同志比較異性戀有較好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誠如學者所提醒的，在西方世界，擁有支配資本位置的多數都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白人，且在同志「社會能見度」較低的狀況下，任何抽樣都可能被「特例化」而造成統計推論失真，實際上同志族群中的女性、勞動階級、殘障者、老年者，可能是在消費研究中隱而不顯的「弱勢中的弱勢」，亦無法針對同志身份與消費者身分的接合做進一步的處理（Binnie 1995: 185-187。轉引自邱珍瑤，民93：頁9）。　　而台北我城，一方面由於其為國內首善之都，官方／非官方的同志社會活動在近年尤其蓬勃發展，如台北市政府舉辦之台北同玩節（2000至今）、民間同志社群自立發起之台北同志大遊行（2003至今），台灣首家同志專業書店晶晶書庫也位在臺北市區，又有向被指認為「典型」同志空間的前新公園，以及後起的沙崙海水浴場、入夜後的中山足球場、以及中永和與板橋地區等大量外地移入的同志居民……彩虹的旗幟在台北飄揚多年，其中，以新公園與老牌同志舞廳Funky相關的論文，散見各文化研究與性別研究領域，然而，紅樓劇場周邊的同志聚落幾經起落，相關論述仍付之闕如，僅有探討其經營與歷史建築研究的碩士論文數篇（如鄭仲昇，民89；江芳菁，民94；李永豐，民92等），看不見「人」在紅樓底下行走的足跡，更遑論要看見原就難以目擊的，同志城。 ˙問題意識　　欲釐清問題意識，則須回到本研究的三個主論題：認同與現身、互動行為與空間建構、及消費。如上文所述，研究者選擇以紅樓劇場周邊的同志空間為研究主體，聚焦於該空間近年轉化的消費特性，試將問題意識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一、空間的命名權，向與社會認同息息相關，紅樓劇場周邊所謂同志商圈興起，官方名稱既為「紅樓劇場」，然而同志之間口耳相傳的稱呼，卻多使用在此落腳的第一家咖啡館「小熊村」為之──而「熊註09」在同志次文化中又有其特定意義存在──誠如新公園向被同志暱稱為「公司」一般，紅樓空間被同志文化所命名，甚至進而「佔領」的同時，同志文化如何在此扎根，建構新的社群認同？甚至進而對原本「不具名」的同志個體開放，深化個體的身分認同？　　二、空間可謂是所有社會行動的「舞台」，但空間本身，事實上也是構成生活舞台的重要部分。研究者知道，實體的公共空間設計確立了空間的使用方式，亦即空間是由環境制度與社會行動所共同生產，但空間也協助「生產」了行動、社會環境與制度── 在一個具有特定空間認同的「同志空間」中，固著的紅樓劇場、側翼廣場之公共空間，如何形塑同志的社交行為？一旦紅樓的空間被綴上（decorated with）同志文化的特定符號，又如何反過來影響這個空間被一般人所認知的特質？　　三、社會性的「身體展演（physically posture/ bodily action）」，在男同志文化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由於習於藏身各種「符號／面具」後方，隱匿在主流性別文化的芸芸人流裏頭，男同志若試圖對彼此「現身」，也唯有透過肉身的展演方能達成──在這樣的狀況下，紅樓劇場商圈作為同志空間，提供了男同志怎樣的舞台？從紅樓商圈初起，人人可以確知「來這兒的都是男同志」，乃至於近日蓬勃發展後亦有異性戀成為熟客結構的一部分，紅樓屋簷下，男同志的身體風景有了甚麼樣的轉變？　　本研究試圖橫跨空間建構與社會心理認同，從認同到消費、從空間符碼到性別的屈折光譜，探索紅樓「同志空間」如何建構同志在其中的互動關係，且進而被同志「重新定義」，成為台北我城裏，好不容易浮出水面的彩虹島嶼。 ˙研究方法 ˙訪談分析 ˙結論 ˙註解註01Come Out / Coming out of Closet：「出櫃」，意同華語同志圈中的用語「站出　　來」，亦即同志向周遭社會表明其身分，試圖獲取認同，或者強化自我認同的重要　　手段。見後文。註02由於西門紅樓地區為一新起之同志「商圈」，近代消費社會學亦指出消費場域的架　　構足以左右行為主體的行動策略與決策，因此本研究亦將討論同志於紅樓場域中的　　消費行為，如何建構、形塑同志社會空間的互動模式，並與其餘「同志消費空間」　　中的行為策略作一比較。註03此處的「do/does」在性別論述中向與「doing gender」連用，帶有實踐／操作／　　實作的意味，也就是說，性別並非光靠社會「建構」於個體身上，而是含有個體本　　身的主動意向，減少了社會決定的比重，強化個體選擇的權力。註04Straight：同志指稱「異性戀」的慣用語。異性戀社會原指稱同志為「Bent／彎」　　，同志社群因而提出此稱法。註05不可否認地，即使當今社會文化對於同志族群的態度已日漸寬容，然而，較之於「　　主流」的異性戀文化，同志文化無論在媒體再現、性別刻板印象、亦或日常對話的　　論域裏，仍處在權力弱勢的位置，在性別霸凌（sexual bully）仍未完全在社會中　　消失（可在Google.com搜尋「蜜月灣事件」，供參）的狀況下，此處所言「安全」　　絕非言過其實。註06「面具」：with persona/mask，是同志隱藏自我所採用的最重要手段，而在既有　　的同志運動策略當中，「有條件的現身」代表的是「在適當的時候拿下面具，展現　　美好同志形象」以爭取與異性戀社會談判、妥協的籌碼。另一方面，能讓同志拿下　　「面具」，也表示該公共空間讓同志感到相當程度的安全，否則拿下面具的時刻，　　就只能存在於私人空間當中了。註07在男同志次文化當中，將部分服飾品牌與搭配風格、以及部分敢怒敢言的藝人視為　　「gay icon」，運動風格服飾方面包括Longsdale、Abercrombie & Fitch、內衣褲　　如TOOT、Calvin Klein、2Xist等不一而足，演藝人員方面則有CHER、Kylie Minogue 　　、以及被稱為「男同志永遠的女神」Madonna等人，皆因特殊的表演風格與個人形　　象，被同志族群「膜拜」，形塑為次文化內部共通的認同對象。註08當研究對象為網路使用者行為時，網路問卷調查法固能讓研究事半功倍；然而，當　　研究對象為「同志族群」此一接近性相對較低的族群時，則網路問卷可能面臨主動　　參與調查者皆為社會經濟水平較高者、對同志議題較敏感者等，在樣本選取有偏差　　的狀況下，即不能做出有效的統計推論。另一方面，量化的研究法只能探測受訪者　　的「意向」，無法進一步測知其決策的心理層面，也是該研究可被挑戰的部份。註09Bear：熊族是男同性戀社群的重要次文化之一。熊通常是指擁有粗短、厚實身材的　　男同性戀，西方的熊通常會有較多的體毛和鬍鬚，且通常表現明顯的陽剛氣息。許　　多熊族刻意將自己置身於充滿陽剛形象的環境中，並試圖迴避和表現出陰柔氣質的　　男性產生互動。（見中文維基百科，「熊族」條目，供參。） ˙參考文獻－江芳菁，民94，《紅樓劇場經營管理之研究》。　　　　　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李永豐，民92，《劇場開門，紅樓有夢：紅樓劇場古蹟再利用執行報告》。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阮慶岳，民87，《出櫃空間》。　　　　　台北：尊文文化－邱珍瑤，民93，《消費空間與同志身份之研究：以彩虹社區活動為例》。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黃煦芬，民90，《台灣地區同志族群消費傾向研究》。　　　　　長庚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許智淵，民93，《隱喻性地景研究：論述高雄市同盟路同志情慾場域的身體實踐》。　　　　　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張小虹，民85，《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　　　　　台北：聯合文學－張玉佩，民94，〈從媒體影像觀照自己：觀展／表演典範之初探〉，　　　　　《新聞學研究》第八十二期－賴正哲，民87，《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趙士麃，民96，《集體記憶作為認同形塑的消費商品：Funky恰恰熱舞中的同志認同》。　　　　　2008台灣文化研究年會圓桌會議論文－趙彥寧，民90，《戴著草帽到處旅行》。　　　　　台北：巨流－畢恆達，民90，《空間就是權力》。　　　　　台北：心靈工坊－鄭仲昇，民90，《環境共生理念應用於歷史建築再生之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紅樓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Badgett, M.V. Lee, & Jefferson Frank. 2007. eds.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Carrington, Christopher. 1999. 　　　　　No Place Like Hom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arke, Victoria, & Elizabeth Peel. 2007. eds. 　　　　　Out in Psychology.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Markus, Eric. 1999. 　　　　　A Male Couple’s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Spain, Daphne. 1992. 　　　　　Gendered Spaces.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Vianello, Mino, & Elena Caramazza. 2005. 　　　　　Gender, Space, and Power.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這不是一個網誌連結。 http://www.wretch.cc/blog/yclou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228.96.67 ※ 編輯: yclou 來自: 61.228.96.67 (01/30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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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aku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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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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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Huang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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